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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章開沅先生的《走出中國近代史》

2020-07-07 蒙木 光明日報


《走出中國近代史》 章開沅 著  北京出版社

   我在寫戴逸先生《清史三百年》一書策劃手記的文章中提及戴先生著作的一個優長:戴先生本來研究革命史,而后走進近代史,再后及于清代中期和前期的歷史。所以《清史三百年》是帶著當代問題,以世界格局為背景參照的有清一代小通史。稍晚一點兒,我策劃的《走出中國近代史》也上市了。巧合的是,作為近代史研究大家的章開沅先生和清史大家戴逸先生是同年,兩位先生的書恰又可以互為表里。

   章先生關于“走出中國近代史”的倡導非常有名望,他的門人羅志田教授曾撰文說:“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全局發展,是先生的持續關懷之一,而先生總是能預見到發展走向的問題和可能性。他在2001年便明確提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走出中國近代史’。這是一個宏觀的指導性意見,針對的大概是一些學者以為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問題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同時也隱約指向那些除了自己特定專業便‘目不斜視’的學者……‘走出中國近代史’實在是最有針對性也最具啟發的提醒。”

   所謂“走出中國近代史”,章先生解釋說:“首先就是走出這80年或110年,在基礎知識與學術視野兩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而尤其需要重視明清之際經濟、文化的內在變遷;同時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后,社會結構及其經濟、政治、文化,仍然在一定時期和不同程度上沿襲與運動,并沒有因為新中國的誕生而立刻消亡,所謂‘掃蕩舊社會一切污泥濁水’云云,還需要數十年乃至上百年時間。”

   為了走出中國近代史,章先生又提出“走進歷史原生態”,強調“歷史資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和“歷史學家如要積極參與現實生活,首先必須積極參與歷史生活,因為歷史學家的最高天職就是研究人類的歷史生活,不如此就不稱其為歷史學家”。他講,“我們首先需要參與歷史,亦即走進歷史,理解歷史,把自己重新體驗并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他認為,“歷史學家不僅應該積極參與現實生活,而且應該成為把現實與過去及未來連接起來的橋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豐富與影響現實生活。”

   顯見,章先生的提倡與思考不僅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現狀與學科建設,同時也針對中國史學思想這個源點。

   筆者作為一個史學外行,總覺得中國史學在史學思想和史學史上有殊多欠缺,傳統史學思想常常在春秋大義、實錄精神上咬尾巴打圈圈。為什么要這個大義,如何貫徹這個實錄,最后不得不寄托于撰史者的才學之上,直到18世紀后半葉章學誠進而提出“史德”。至于普通人最為常見的史學教育往往來自《三國演義》《隋唐英雄傳》《楊家將》《岳飛傳》《明英烈》這些似是而非的半虛構讀物,更有甚者來自鉤心斗角的宮廷劇和游戲攻略。所以很多人看歷史書,只是當作故事大成去消遣,沒有仔細思考這些故事的可靠性,更不會思考這些故事的撰寫究竟出于何種目的。很多自以為高明者的史學觀還停留在明君忠臣的架構上,這個架構其實跟孩子們天天在兒童讀物中尋找好人壞人沒有本質區別,完全忘記了對歷史自身的追問。我對目前絕大部分的通俗歷史書寫心存不敬,因為它們喜歡對于一個具體評價不斷翻烙餅以求新異,或者僅僅停留在把某些具體問題理清楚,缺乏健康的史觀和人性的邏輯。所以,我推重《走出中國近代史》,它是一部難得的指向史學自身的作品。章先生說:“歷史不僅是人類集體記憶之載體,而且是人類集體智慧之寶藏。我們需要著重發掘的不僅是歷史真實,而且是蘊藏于史實之深處的智慧。”

   對話,作為傳播學的一個常識,這需要傳播者與受眾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場域。不幸的是,我們專業學者和廣大讀者之間往往雞同鴨講,一方認為理所當然的常識,在另一方那里被簡單而曲折的故事所迷惑,好人壞人的刻板倫理往往消解了思想的深度。一方認為天經地義的人情物理,在另一方那里被謹嚴而堅固的學科壁壘摒棄于外。究竟哪里出了問題?章開沅先生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一文中說:“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們今天在繼承傳統文化的精粹時,絕不能單源化、單一化……今天再看傳統文化,不能再用‘定于一尊’的眼光,更不能用單一的價值觀來評價”。本書的第一篇“讀書與做人”,本是他2005年在華中師范大學第一期博雅大講堂的一個演講,針對初進大學的學生及其家長,他不愧為教育家,語重心長地強調:“讀書不是一件苦事,讀書是你人生幸福的根源,讀書使你擁有一個最可靠、最安全、受益無窮、非常美妙的精神世界。”但做一個讀書人是不是夠了呢?他鼓勵大家把自己定位為知識分子。他說:“知識分子要關心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甚至是整個人類。我們不僅關注現實和過去,我們還關注未來,關注生命的終結、生命的起源,關注太空等。知識分子,從本能來講,是批判的,是對現實不滿的,不隨波逐流。”你看,這個至為通俗的演講也直接指向后文一再念念的“史學的獨立品格”與“學者的獨立人格”兩個關鍵詞上。

   章先生自謙說,“人也是老掉牙的人了,話也是老掉牙的話了。”我們讀兩遍《走出中國近代史》,發現它的確很平實,的確沒有給我們多少驚人新論和縝密的史學體系。但是如果大家要認真思考為什么讀歷史,怎樣進入歷史,中國歷史究竟怎樣參與當代世界精神文明建設,這些誠實的文字無疑是一個起點,像一顆北斗星,給我們定了基調和方向。《走出中國近代史》以高度的自覺寄語我們精神文明的復興:“應該以更高的自信與更大的氣魄來對待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更不必憂心忡忡于民族文化獨特素質的喪失,應該更勇敢地走進世界,同時也更勇敢地讓世界走進中國。”

   我總是對那些為各個學科跑馬圈地的大學者充滿敬意,因為他們在學科創建之初,以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為深厚的根基來思考問題,而后的學者不小心就在這個既成的圈圈里追求精致和玲瓏。所以《走出中國近代史》難能可貴,在中國近代史這塊扎實的地基之上,它不僅引導讀者走出中國近代史,思索歷史,思索傳統文化,還指引我們關注生命,關注哲學與科學,關注人類文明這個更嚴肅的話題和更遼闊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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